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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还记得英国那部《56UP》吗,用56年来跟踪记录14个不同阶层孩子的人生轨迹,呈现了英国社会半个世纪的历史变迁
——富人仍富穷者愈穷,只有教育改变命运
——这是我的总结。
在中国,导演郑琼,也做了相似的一部纪录片,叫《出·路》,她跟踪拍摄了农村孩子,小镇青年,国际大都市里的少女的人生十年,让你看到三个阶层的孩子,“读书”是如何影响命运的。
从2009到2015年,导演郑琼花6年时间拍摄纪录片《出·路》,她分别跟踪拍摄了农村女孩马百娟,小镇青年徐佳,都市少女袁晗寒。
家境贫困的小镇青年徐佳尚有家人支持,复读三年考大学;山村女孩马丽娟却在未成年时便被嫁为人妇;家境优越的北京女孩袁晗寒,看似最为幸运,却也面临着人生的迷茫和价值的缺失,同样要面临出路的选择。
影片想要表达的并不是什么阶层固化,而是人生就是一场自我救赎的过程,没有谁的人生是完美的,路最终还是要我们自己走。
由于家庭环境、父母对教育看法的不同,3个孩子一出生就走在了不同的人生轨迹,3个孩子也在不同的人生轨迹上为自己寻找未来的出路。
中国的社会很大,对子女的培养与教育的诉求也十分多样,但不论贫穷或者富裕,重视教育,做一个负责的父母都十分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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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子参加了这一届上海电影节的展映,并在6月30日进行全国点映。
《出·路》跟拍了不同家庭出身的3个孩子:一个甘肃山沟沟里的小女孩,马百娟,在16岁时,她嫁给了表哥作为自己的出路;一个湖北的高三复读生,徐佳,高考、工作、结婚,这是他选择的人生轨迹;一个家境优渥的北京女孩,袁晗寒,高中退学后,去国外留学,毕业后开了一个艺术投资公司。
在导演郑琼看来,尽管他们的生活天差地别,但他们都在自己的困境里,寻找着自己的出路。片中的主题,关于人的出路到底是什么,也在网上引起广泛讨论。我们先来看一下这部记录片中的三个主人公的故事:
(从左到右)袁晗寒、徐佳、马百娟
素材来源:一条,有束光,掌门一对一
现在让我们从最开始的2009年,展开时间线。
第一阶段:2009年
2009
农村女孩马百娟
“上学要打工,不上学也要打工,为什么要上学?”那是马百娟父亲的看法。结果马百娟在家呆到10岁,直到校长出面游说,她才背上了书包。
甘肃白银市会宁县,野鹊沟小学。
马百娟沿着土路步行来到学校。
老师是个农民,识一些字便抽空来教书。这间学校只有一年级和二年级,教起来不是太费力。学生虽然少,但老师同样很认真。
“上学要打工,不上学也要打工,为什么要上学?”那是马百娟父亲的看法。结果马百娟在家呆到10岁,直到校长出面游说,她才背上了书包。
一口井,一条路,一间商店,一所学校,组成了野鹊沟,这个地方仅仅以一个地名存在着,就像活在这里的人们,根本无人在意。
小如棋盘的课堂里,一块黑板,四面白墙,墙上挂着视力表、校训。
老师用掺杂着西北黄沙味道的方言:“马百娟你来读一下。”马百娟读着课本,眼睛亮亮的,藏不住的笑意。像在教堂唱诗。
游戏时间,两排瓦房围成的水泥地上,孩子们围着一个篮球,像四五个面团和气地撞来撞去。
不用去学校的日子,马百娟已经是家庭劳力中重要的一部分了。
虽然她没有足够的力气,只能以自己的足底为圆心,将身体前倾时的全部重量压在麻绳上,才拉动了这头驴。
马百娟像是驴子,驴子也像是马百娟,他们彼此较劲。
拉扯麻绳,解扣,拎起桶,身体摇晃了一下又稳住,马百娟打上来一桶的水。野鹊沟的人一生只洗两次澡,水很珍贵。
马百娟的爸爸60岁,脸像是野鹊沟沟壑纵横的一张地图,妈妈有智碍。哥哥14岁便出去打工。几个人人围着一张矮小方桌,就着一碟咸菜,默默咀嚼。
鸡蛋、文具、牙膏,野鹊沟的杂货铺什么都卖。马百娟拿着一叠皱巴巴的纸钞,向老板一样样讲清自己要的——自动笔铅笔芯,一个五毛,两个大数学本,一共三块二毛钱。回去的路上,她像吃糖果的孩子一样满足。
装上新买到的自动笔芯,马百娟和同学们,蹲在山头画画,画出他们梦想中的一切一切。
老师用含着黄沙的方言说,“我们今天来学习《我的家乡真好》。”
白纸黑字印着的课本,马百娟不会去质疑,虽说这里描绘的家乡,和野鹊沟并不一样。
还是在土坡上,马百娟念自己的作文,她说,“长大后去北京上大学,然后去打工,每个月挣1000块,给家里买面,因为面不够吃,还要挖水窖,因为没水吃。”
郑琼(右一)在马百娟学校
2009
北京少女袁晗寒
马百娟做梦才能去的北京高校,被17岁少女袁晗寒轻而易举地放弃了。
在北京家中的秋千上,她晃荡着。她在央美附中留级一年后,仍旧有几门课不及格。
一天妈妈告诉她,休学手续已经办好。
要知道,央美附中,是全国学艺术的小孩,家中几代人努力挤破头也想进的。
漫长的夏日白天,她用书和电影打发时间。此外就是对着一幅已经完成一半的作品,妈妈在旁看了一下就走了,把私人空间留给她。
“一代搞制造,二代搞金融,三代搞艺术。”虽然不完全吻合,但粗线条地勾勒出了袁晗寒的家庭轨迹。
父亲从事房地产,母亲觉得她有艺术天分,钢琴、舞蹈、美术班轮着上了一圈,袁晗寒最后选择了美术。
“我恐慌的不是没事干,而是会不会一直没事干。”
17岁,辍学,她逻辑清晰,并很快自己打破了这种局面。骑着自行车,她转悠到南锣鼓巷,一眼看中一间铺面,租金两万。她租下了这个铺子。
问妈妈为什么要给2万,让她去做一件打水漂的事,“就当交学费了。”对于父母,爱好大过一切。
自己跑商店,买38块钱一桶的枣苗牌凝胶,穿着裙子刷墙。
说起未来,她没有想过会成为哪个阶层的人。
“不会饿死就行了。”这么说的人,后面,都有一个家庭在为她兜底。
而她,也显示出了承担这份命运的决心。开张那天,袁晗寒背了一个足足有半人高的登山包,门口已经被漆成了大象巴士的样子,打开了JVC的音响,摆出“open”的牌子,弄好风铃。
特别的葡萄奶18块,被摆放在显眼位置,这个方砖厂胡同4号的小小酒吧开业了。
2009
小镇青年徐佳
在袁晗寒和马百娟之间的徐佳,像是这个国家的大多数。
面对497分,和第一次高考一模一样的分数,他感觉目眩,怀疑是命运的玩笑。497——离当年湖北的二本分数线还有7分!
2007年,亲戚承包了一个山头,一天午后,吃完饭的父亲开着亲戚的大卡车,连人带车栽下山去。徐佳如今和妈妈、弟弟局促在这间十几平米的出租房,都是因为那次事故。
念大学是父亲的遗愿。徐佳选择第三次复读高三,希望能把大学通知书拿到父亲坟前。
清早5点,天光已亮,徐佳洗了把脸,穿好和昨天一样的橙色袖子棒球服,和弟弟一前一后,骑车拐入湖北省咸宁高级中学,钻进枣红书桌上的教辅资料里。
两次高考失利,让他对失败已经有了恐惧,冒冷汗,手发抖握不住笔,面对镜头说起时,他仍是条件反射地眨眼、咽口水,最严重时,他想到过轻生。
早年父母在广东打工。务农或打工,是老家村子最常见的两种人生选择。出一个大学生,是祖坟冒烟,了不起的事。
妈妈的想法很简单,“即使是打工,也肯定是要文凭高的,不要低的。”
亲戚拿一些朴素的话安慰他,“你现在努力就行了,不要带着思想包袱。”
徐佳和妈妈、表弟在备考的出租屋吃饭
又是一轮又一轮的模拟考,徐佳的心在恐惧和希望中摇摆,老师拿从三本考到重点的往届成功案例刺激复读班上的学生。
没有领路人,徐佳只有自己调整自己。
咸宁考点,6-7-8日,高考就是这个城市最重要的事。校门口来了一些交警,大巴车如约到达考点。
考生焦灼地看表,家长们扇着扇子互相交流。对很多像徐佳这样的人而言,这是一次决定命运的考试。
他第三次走进了高考的考场。
第二阶段:2012年
2012
辍学的马百娟
这个背对着镜头羞怯地笑的女孩子,第一眼简直认不出,是当初那个眼睛总是亮亮的马百娟。
转学的水车小学里,学生嬉戏打闹,马百娟在门口,眼巴巴看着里面感觉自己格格不入。面对镜头,也总是回避。
靠着存下来的低保金和打工的大哥攒的钱,一家人在宁夏中卫买下了一处房子,有电,有水,能吃饱饭。提起老家,父亲说,“不想老家,老家把我苦怕了。”
虽然过上了“好日子”,马百娟却不能上学了。
水车小学的老师在做最后的努力,说马百娟按时交作业,学习也在努力,被哥哥一句“纯粹不想念了”轻轻挡回去。
结束了小学生活,马百娟尝试在社会上找到自己的一席之地。
她在中卫的街头游走,寻找务工信息。一间酒店几乎让她燃起希望,“工资1000多块”,正是她当时在作文里期望的,她眼睛重新亮了。
“你这么小,为什么不读书?”
“你能做什么?”“我能扫地。”
“这里的地面是地毯,不用你扫,前台需要会使用电脑。”
几番对话,让她心冷下去。走出酒店,车来车往,马百娟没有停留太久,把视线投向一家德克士。
求职结果,纪录片中没有明说。看着低头无话的马百娟,我们已经猜到了答案。
2012
留学少女袁晗寒
2012年·留学德国的袁
南锣鼓巷的小酒吧没开多久就倒闭了,2012年的袁晗寒,在德国杜塞尔多夫就读艺术方向的硕士。
全世界顶级学者艺术家来这里讲学、开讲座,很多人梦寐以求的资源,袁晗寒并不当一回事。
她说自己情绪不稳定,需要烟草、闲逛来消解,在阁楼上她自制卷烟,和妈妈视频。
很多时间,她会去魏玛和朋友玩,对着歌德和席勒的雕塑,讲着漫无边际的话。
2012年
待业青年徐佳
幸运降临,徐佳考进了湖北工业大学。
大学四年,同学们玩神庙逃亡的,睡觉的,发呆的,大概是习惯了,老师讲课并不觉得尴尬。
学校是座大型催熟剂,所有人早早地成熟了。刚大三,宿舍里就在讨论“未来”。武汉给3千工资,深圳3千5,肯定留武汉啦。”
徐佳进入保险公司实习,成了一名电话接线员。
“王先生你什么时候接听电话方便?”
“方”字还没说出口,对面啪嗒挂断了。
徐佳在互联网上海投了简历,反馈寥寥。一个“神马电力股份有限公司”通知他去面试,他不敢怠慢,重金投资了正式的衬衫西装皮鞋。
找工作时在台阶上休息的徐佳
当年的富士康连环跳楼事件闹得沸沸扬扬,这些借助大学文凭,从工厂流水线上逃脱的应届生们,讨论着富士康的心理咨询师和二楼的防护网,心有余悸。
在小门脸攒在一起的数码市场,他和同学们一手一个iphone出来。他说“自己以后有钱了,混好了,要买iPhone6。”
几经辗转,徐佳把自己“卖给“”了中电技术——工作难找,徐佳和他的同学们没有太多选择余地,
完成了母亲的心愿,他没有感觉松一口气,反而有些心里空落落的。“一下子把自己卖出去的感觉。”
一份工作,只是焦虑的开端。
最后:2014年、2015年、2018年
2014年
已婚少女马百娟
这一年,马百娟家的门对摄制组关闭了。
马百娟的父亲对镜头说,“女娃娃是别人家的人了”。马百娟在一边沉默。
对她的命运,父亲盖章定论了。“除了嫁人,再没有别的出路。”
摄制组几经交涉,父亲说,“两万块,继续拍。”
一个少女,像大婶一样,挺着肚子谈论孩子、尿布和丈夫,讨论谁的肚子大。16岁的马百娟,嫁给的,是表哥。
现在,她在表哥工作的陶瓷厂劳作,日复一日吸着粉尘,陶瓷厂就在她当年退学的水车小学隔壁。
马百娟的人生似乎注定不会有别的出路,她甚至没有选择的权利。曾经对于大学的向往,如今更像是儿时不谙世事的呓语,从来不曾真实过。
2015
公司CEO袁晗寒
2015年,从德国回来,袁晗寒去上海余德耀美术馆实习。公司聚餐的时候,他们讨论哪个vpn更好用。
德国让她感觉像一个发展到头的养老国家。虽然生活总是漫不经心,但她还想回国折腾一下。
同年,她在北京注册了自己的艺术品投资公司。像当初那个酒吧一样,家里人并没有指望她事业成功,她自己喜欢就好。
对袁晗寒来说,开公司,就像当年两万铺租开个店一样,试错成本是很低的。她可以选择学业,选择职业,也可以选择,随时换个目标。
2018
新晋中产徐佳
直到此刻,徐佳还在当初的电力公司工作。
大学、工作、结婚,这个农民工的孩子,从一开始就知道自己必须比别人走得更稳。
现如今,他在武汉有了房,有了车,终于在武汉站稳了脚跟,总算挤进了城市中产的队伍,足以让母亲在村里人面前挺直腰板。
虽然他奋斗的终点,虽然还远未到达袁晗寒的起点,但他扎扎实实是三个人中,唯一一个确实被读书改变命运的人。
被问到阶层的差距,徐佳说“我现在接受这种不公平的存在,但我会努力去改变。”
三个中国
在山村女孩身上,我们看到了封闭,绝望,失去自我。
在小镇青年身上,我们看到了努力,拼搏,负重前行。
在都市女孩身上,我们看到了个性,潇洒,无拘无束。
马百娟,徐佳,袁晗寒,三个中国的缩影。
郭德纲讲过他小时候的故事:“我小时候家里穷,那时候在学校一下雨别的孩子就站在教室里等伞,可我知道我家里没伞啊,所以我就顶着雨往家跑,没伞的孩子你就得拼命奔跑!”
在影片中,徐佳和马百娟都是“没伞的孩子”,不过与马百娟相比,徐佳是幸运的,因为他还可以奔跑,而马百娟,连跑的权利都没有。
袁晗寒则是那个“有伞的孩子”,即使外面狂风暴雨,她的青春也依然悠闲潇洒,闲庭散步,因为爸妈早已为她撑起一把大伞,她可以按照自己的喜欢的节奏慢慢走下去,尝试不同的人生可能性。
比起英国的《56UP》,这部中国版,让我看到更多的还是希望。家里有伞的孩子,固然是幸运的,没伞的孩子,也不用唏嘘,毕竟我们大部分家庭,能给娃的大伞虽然没有,小伞还是有的,努力一下,还能给娃多撑一把伞;娃呢,他只要不疯不傻,只要愿意努力奔跑,就算起点再低,总能过上有尊严的生活,一步步接近自己的理想。
父母越不努力,孩子越没出路
三个不同家庭背景的人,为什么人生差距那么大?
公平谈了几千年,但本身就是一个笑话。
导演在马百娟结婚之后试图联系她,但是她一直不肯接电话。我想,可能是一种失望吧。明明自己还有梦想,但是最后却只能把这种期望寄托给自己的孩子身上。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自己还没活明白,就要养育下一代了。
很多人都羡慕袁晗寒,都以为她完全不需要自己努力就可以过上丰衣足食的生活。因为爸爸妈妈是地地道道的北京人,所以自己可以上最好的幼儿园和最好的美院附中。
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袁晗寒没有努力过吗?画画的能力是天生来的吗?最起码,我们看到了她爸爸妈妈在努力地撑起这个家。
很多人都批评这个视频,说把家庭背景当做孩子未来发展方向的唯一途径。其实我并不这么认为。
我们很多人其实和视频中的徐佳差不多,即使家人已经为自己倾尽全力了,但是后续的美好人生还需要更多自我努力。
我们每个人都有可能将来成为自己孩子的爸爸或者妈妈。
如果我们活得浑浑噩噩,人生毫无光明,那么我们就有可能把这些错误的人生观教导给孩子。长大之后,孩子可能就活成了我们这副模样。
知识从来就可以改变命运。每个人在知识面前都是平等的。
独立的思想,是最具有教育价值的东西。思想是自己的,可以完全不受外界的影响,所以我们觉得那些总是说自己家庭条件不好就自暴自弃的人是可惜的。只有装备了思想和知识,不管你是谁,你都可以创造出不一样的人生。
愿你将来能出人头地,愿你的孩子也能出人头地。
关于高考
一条记者:很多人看完你的片子都会说你在批判高考,这条片子和高考有关吗?
导演郑琼:说心里话,我的初衷其实跟高考真的没有什么关系。我曾经和袁晗寒的妈妈聊天,她说:“小孩如果生在二三级城市的话,就是让她死也要死在学校里边。”所以不论有钱的、没钱的,有身份的、没身份的,其实我们的文化环境都是一样的,我觉得这个东西要打破。
就像马百娟的出路绝不是中一个彩票。当马百娟变成徐佳,徐佳变成袁晗寒,问题还是不会解决,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困境。在成功学的框架里找出路,是死路一条。
社会和教育体系一直在给我们洗脑,给我们脑子里塞了很多屎,我觉得只有当你把这一坨坨屎挖出来,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人。
脱去一切身份、金钱这些世俗的外套,找到自己的使命和价值,就像袁枚的那首小诗一样:“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来自公众号:一条(yitiaotv))
什么是真正的出路?
在山村女孩身上,我们看到了封闭,绝望,失去自我。
在小镇青年身上,我们看到了努力,拼搏,负重前行。
在都市女孩身上,我们看到了个性,迷茫,无拘无束。
对徐佳来说,袁晗寒可能就是网上说的那种“含着金钥匙出生”的人。但小徐说:自己知道这个社会是不公平的,他接受这种不公平。但是他希望在自己的努力下,他的下一代能也许能达到小袁这样的生活。
或许正如罗胖说的,今天的中国,社会分层还没有最终形成,教育分层还远着呢,所以这是一个大好的时机,是一个英雄辈出的时代,每一个人都可以通过提升自己的认知,而超越自己的阶层。
再回到这个纪录片的主题:出路。导演郑琼说,拍摄纪录片的初衷,并不是为了批判“阶层固化”,而是为了展示身处在不同社会环境中的年轻人,各都有各的迷茫。
就像马百娟的出路绝不是中一个彩票,当马百娟变成徐佳,徐佳变成袁晗寒,问题还是不会解决,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困境。在成功学的框架里找出路,是死路一条。
即便是家境富裕的袁晗寒,她拥有更强烈的自我意识,并且能最清晰地自我表达,因此需要处理更多非物质层面、精神层面东西。她其实一直也背负着一个目标,她在对付“无聊”。
这3个人的经历,导演郑琼说,她都经历过。
她从小在湖北的农村长大,特别能够体会像马百娟那样,在艰苦中喜乐的样子。后来,郑琼3次高考落榜,最终也没有考上大学,就好像被甩出整个社会体系。到了北京来打拼,一门心思要活下去,这样的日子过了10年。
“到现在,我有了很多自由。”郑琼说,“我的自由,不是因为我有钱了,或者打破了阶层。我没钱,也没有打破阶层,我只是打破了成功学强加在我身上的框架而已。我觉得这才是真正的出路。”
脱去一切身份、金钱这些世俗的外套,找到自己的使命和价值,就像袁枚的那首小诗一样:“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或许才是真正的出路,不管正身处哪个阶层。
引用罗胖曾说过的一句话做结语就是:
今天的中国,社会分层还没有最终形成,教育分层还远着呢,所以这是一个大好的时机,是一个英雄辈出的时代,每一个人都可以通过提升自己的认知,而超越自己的阶层。
提升认知,成为英雄!
* 素材来源:一条《她用6年跟拍,3個不同階層孩子的血肉掙扎》 有束光《6年跟拍三个阶层的孩子,这部纪录片扎了高考一刀》,掌门1对1(ID:zmlearncom)《这部纪录片戳到了中国教育的最痛处…》